缅甸民族政策

缅甸的民族政策与民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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缅甸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共135个民族，主要有缅族（65%）、掸族（9%）、克伦族（7%）、克钦族（2%）、孟族（2%）、钦族、克耶族和若开族等，以及华人（3%）、印度人、孟加拉人。长期以来，缅甸北部的民族地方武装问题一直困扰缅甸政府，这与缅甸历届政府的民族政策密不可分。
第一，“彬龙协议”与吴努时期的民族政策。1947年2月12日，缅甸掸族、克钦族和钦族领导人与缅甸总督执行委员会（过渡政府）的代表签署“彬龙协议”，这是昂山与各族领袖的“君子协议”。1947年9月通过的宪法赋予掸族和克耶族成立自治邦的权利，并统一它们在10年后有退出缅甸联邦的权利，但是克钦族、克伦族和钦族等少数民族虽然也有自治权，但没有脱离联邦的权利，孟族和若开族没有获得自治的权利。为了安抚克伦人，吴努承认克伦人的“克伦民族自卫组织”，但是吴努政府要收缴他们的武器，从而引起克伦人的强烈反抗，后者的武装一度包围首都仰光。吴努政府通过推广缅语和佛教同化少数民族和加强各族的向心力，但是事与愿违，“克钦独立军”以将佛教定为国教侵犯其基督教信仰自由为由，要求建立克钦共和国，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
第二，奈温时期的民族政策。奈温接管政权后表示，各民族共同参加经济建设，努力平衡各民族地区之间的经济发展，实现民族团结。奈温政权民族政策的实质是，依靠军事强权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中央集权制统治，同时试图通过缩小少数民族地区与缅族地区经济发展方面的差距吞发展民族文化来缓和民族矛盾，加强民族团结。然而，在对少数民族政策难以奏效的情况下，缅甸军人政权采取了围剿的强力政策，导致民族冲突进一步加剧，几乎是“有多少个少数民族就有多少支反政府武装”。据统计，60年代缅甸有33支反政府武装，其中较大的有10多支，兵力约3万人。
第三，苏貌和丹瑞时期的民族政策。军政府调整了民族政策，采取一系列灵活务实的措施。1989年之后，军政府对缅共武装一改过去“旱季清剿，雨季收兵”的做法，实施全天候进攻的策略，同时以和平谈判的方式对付其他民族武装。20世纪80年代末，缅共分裂为多支少数民族武装，如民族民主同盟军（简称“果敢同盟军”，MNDAA）、民族民主联合军（简称“佤联军”，后称“佤邦联合军”，UWSA）、克钦新民主军（NDAK）、掸邦东部民族民主同盟军（简称“掸东同盟军”，NDAA）和北掸邦军（SSA-N）。1989年3月至1997年5月，军政府分别同19支少数民族反政府武装达成和平协议，瓦解了果敢同盟军。2005年，丹瑞政府将首都从仰光迁至内比都，大大压缩了北部民族武装的生存空间和战略纵深。
第四，登盛政府的民族政策。登盛政府采用和谈与打击的方式对付民族地方武装。一方面，登盛政府给与少数民族政党参政议政的权利，确立了7个少数民族邦和6个自治县，[ 7个少数民族邦：钦邦、克钦邦、克耶邦、佤邦、掸邦、若开邦和孟邦；6个自治县：佤族自治州，以及勃欧族、德昂族、德努族、那伽族和果敢族自治县。]允许少数民族在联邦和地方议会中占有与本地区人口基本相当的议席。同时，登盛政府与民族地方武装开展多次和平谈判，2013年1月启动与少数民族武器的政治对话，2013年11月签订“全国停火协定”，2015年10月15日与８支少数民族武装签署全国停火协议。另一方面，登盛时期的缅甸军方积极打击缅北民族地方武装。登盛执政不到两个月，政府军与克钦独立军爆发大规模武装冲突，造成重大伤亡。双方战争时断时续，2014年11月19日缅军再次制造炮击克钦军，导致双方再次发生激烈冲突，甚至波及中缅边境的国内安全。
第五，民盟政府的民族政策。民盟政府将民族和解置于首要工作的地位，组建了联邦级联合监督委员会。2016年5月28日，重组联邦和平对话委员会，昂山素季担任主席，下设政治、社会、经济、安全、土地和自然环境5个对话委员会。5月30日至31日，民盟政府成立了4个委员会，包括若开邦实施稳定和平与发展委员会、若开邦稳定和平与发展工作委员会、改组民族和解与和平中心委员会、21世纪彬龙会议筹备委员会。8月31日至9月3日，21世纪彬龙会议首次会议在内比都举行，政府、军方、民地武、议会、各政党、社会组织等方的代表参加，中国外交部亚洲事务特使孙国祥出席。2017年5月24日、2018年7月11日和2020年8月19日，彬龙会议举行了第二届、第三届和第四届会议，营造了较好的民族和解氛围。然而，缅甸军方与民族地方武装之间的冲突也不时爆发，民盟政府对此没有决策权和影响力。2016年11月20日，缅北克钦独立军、德昂民族解放军、若开军、果敢同盟军四支民地武组成了“缅北联合阵线”，突袭缅甸掸邦木姐县的勐古街、棒赛、彭线、腊戍－木姐联邦公路等地。这是2015年果敢同盟军以“光复果敢”为名发动“2•9事件”后，缅北民地武又一次主动采取的武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