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公主回应我本是高山争议

在大山，酗酒是一种特权

在影评出来之前，我先聊聊《我本是高山》里农妇酗酒的剧情，这也是电影正式上映之前，许多观众和编剧袁媛、中国电影报道的回应之间争议较大的一个点：观众们认为酗酒母亲的设计不合理，电影官方则将其意见打成“断章取义”“节奏大师”。后者提出，这个情节的铺垫是为了电影后续的温情，即张校长不仅拯救了女孩儿，还拯救了这位母亲。

恕我直言，电影官方的回应实属偷换概念、避重就轻的“诡辩”。电影的后续剧情发展，不能构成人物设定脱离广大人民现实生活经验的合理理由。作为一部基于真实人物经历改编的现实主义传记电影，观众对“真实”的质疑，并不是在恶意地以偏概全、强词夺理，反而是在追问现实改编电影的核心之处。更何况，观众没有刻板地要求电影与现实完全一致，只是要求电影在关键情节上脱胎于现实中的典型案例罢了。毕竟，这不是一部科幻电影，甚至，本土的科幻巨作《流浪地球》尚且在描述未来父权制社会的宏大景象，怎么当下的现实主义电影中，却能赫然出现一位“有资格”酗酒的农村母亲？

我不止看见一位网友说道，“没见过哪个农村女的有资格酗酒的，反倒是一堆男的喝酒还有酒精中毒死的”。网友扒出的张桂梅女学生真实的经历也显示，酗酒家暴女孩的的是父亲。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山区 酗酒”关键词，也能直接看见“云南女子遭遇丈夫酗酒家暴”的现实案例。这一剧情能引发如此大的舆论反弹，是因为酗酒父亲的案例实在是屡见不鲜，而酗酒母亲可谓是闻所未闻，在电影中几乎是制造出了“奇观”的效果。

要知道，在大山，酗酒是一种特权。

云南师范大学教授周大鸣在《饮酒作为山地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以黎、瑶、侗三个山地民族村寨为例》一文中指出，饮酒已经成为彰显权力的一种手段。饮酒作为山地民族的一种生活方式，已经内化到民族文化之中。这种渗透进日常生活中的酒已经使酒本身超脱了它自身的“物”性，使其具有了与人相关的社会属性。在饮酒中会涉及到社会阶级、社会结构和身份等，权力便在分配和交换的过程中被生产出来。在周大鸣调查的三个山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妇女并不比男性喝酒的能力弱。但是女性平常都不饮酒，只是在走亲访友，招待客人，以及各种仪式场合、节日场景时才会饮酒。

换言之，在山地民族的日常生活中，女性通常只有在特定的仪式/节日中才获得饮酒的资格，更遑论“酗酒”的资格了。有网友讽刺地说，只听说过农村妇女喝农药的，没听说过酗酒的。这正是因为，哪怕是“饮酒”，在结构性权力中也是一种属于特定群体的文化权力。

而《中国农村卫生管理》期刊在2007年发表的《不同年代农村居民饮酒行为的纵向研究》，也以清晰的数据展示了1993年和2001年农村居民饮酒率、酗酒率的调查结果——男性的饮酒率、酗酒率高于女性，并且差异很大。如果再详细调查农村酗酒家暴的男女比例，我相信数据的差异会更加悬殊。

既然事实如此，请问《我本是高山》的电影官方，对于任何一个生存在现实中的观众来说，要如何接受电影中一位失去丈夫的单身农村母亲，在家中纵情酗酒呢？

很可惜，编剧和中国电影报道官方回应了半天，都没有正面回答这个基本问题，舆情自然是更加汹涌激愤。更有甚者，编剧将自己称为“高山”，将提出异见的网友称为“平庸的沟壑”“卑微的懦夫”，重新以一种精英的傲慢态度阐释了张校长的名言，用社会达尔文主义取代了女本位的自我肯定内核，在电影之外现象级地展现了其“改编”的功力。而中国电影报道，则自我册封为“六公主”，赋予自己观点“正义”的权威性。

电影里，华坪女学生不是养出来就为了卖高价的猪，现实中，观众也不是嘴里被塞什么侮辱性言论都能吞下去的冤大头。作为需要大众票房的商业电影，观众是电影资方的消费者，消费者提出问题，不诚恳面对和改进，换来的竟然是一顿鄙夷、教训和阴谋论揣度。从这个角度来说，这部电影的观众简直是最失权的消费者群体之一了。

在各类信息渠道如此畅通发达的当下，主流院线电影如何从一众媒体中脱颖而出，成为大众喜闻乐见的文化消费产品，是复苏中的中国电影产业需要考虑的实质性问题，而不是着急忙慌、唾沫横飞地给提出批评的观众扣大帽子，把广泛的声音当成是敌人。

而落到具体的电影创作者身上来说，写电影剧本，剧作技巧倒是其次，更要紧的是对现实经验的储备与尊重，最为根本的底线则是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的观念与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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